【中華百科全書●傳記●孔子】

楊籍富

【中華百科全書●傳記●孔子】

 

孔子（西元前五五三～四七九年）（見圖一），魯襄公二十一年（周曆十月庚子日生），魯哀公十六年（周曆四月己丑日）卒。

 

原為宋國的宗室，是宋湣公的十一世孫，從曾祖孔防叔起，便遷居於魯國。

 

孔子少年時的境遇很壞，父親孔紇，字叔梁，是魯國鄹邑的邑宰，不幸早死，孔子就不得不為種種小吏，所謂「為貧而仕」，但因此卻獲得許多磨練，學會許多技能，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，孔子幾無一不精。

 

他生性好古，敏於探求，嚴於持己，勇於認過，於是在智識上與修養上都有了很大的成就。

 

與他同時的人，就已經稱他「偉大」，疑他為「聖人」。

 

其時魯國有三卿五大夫，而政權寄於季孫、孟孫、叔孫三家，即所謂「三桓」。

 

孔子任司寇之職時，「欲去三桓」、「張公室」，結果未竟全功。

 

於是辭職出國，先到齊，繼到衛、宋、陳、蔡等國，流亡十四年，於魯哀公十一年（前四八四）返魯。

 

時孔子年已六十八歲，從此一心於教育，不僅要教育同時的人，而且要教育後世。

 

詩、書、禮、樂、易、春秋，都經過他一番嚴格的整理，附以詳細的解說，再由明人筆記下來，成為其後二千五百年之間中國每一個學者所必讀的經典。

 

此外，還有他日常對弟子對別人的談話紀錄也傳流了下來，稱為論語。

 

在孔子的體系之中，我們分不開孰為其政治哲學，孰為其人生哲學。

 

他的政治哲學，是融合於人生哲學之中，在他看來，做人與從政實在是一件事。

 

這由於他的政治觀，是建築在倫理的義務觀念上，而不是建築在什麼君權神授論，或人權天賦論的權利觀念上。

 

換句話說，從政是一種義務，不是一種權利；

 

治國平天下之為倫理的行為，正如修身齊家一樣。

 

所不同的，修身齊家在先，而治國平天下在後。

 

無論為人為政，有一個共同的標準，也就是全部孔子體系的核心；

 

這個核心，便是「仁」字。

 

仁是什麼？

 

它似乎是各種道德的總稱，而實際上是一切道德的極則。

 

但是行起來，卻又十分容易，「我欲仁，斯仁至矣。」

 

禮是政治上的禮制，同時是社會上的禮俗，孔子很擁護「禮」。

 

然而他並不擁護封建制度。

 

他誠然以恢復周公之禮為己任，但這僅是為了糾正春秋末年大小貴族的僭越行為與割據思想；

 

這僅是為了實現他的理想，而不得不經的一個「小康」過程。

 

他的最後理想，不是小康，而是大同。

 

孔子十分反對法治，以為導之以政令，齊之以刑法，至多能使人民畏罪苟免，不能使人民有恥。

 

惟有從感化入手，拿為政者自己的道德樹立風聲，再用有形的禮義來整齊人民的生活，才可以使得人民不但有恥，並且自成一種風格。

 

其入手即是教育。

 

他是世界歷史上最早一位自由講學者，也是最早一位把學術公開給平民子弟的教育家。

 

孔子所要教的，是全體的人民，衛國、魯國以及當時的全天下的人民。

 

但不幸未能得志，所教的僅限於七十弟子。

 

凡是受過他薰陶的，無一不佩服他的偉大。

 

他不僅以言教，且以身教。

 

顏淵稱他為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，瞻之在前，忽焉在後。」

 

子貢說：「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

 

仲尼，日月也，無可踰也。」

 

又說：「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」

 

孔子的學說，經過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之繼續發揚光大。

 

到了漢武帝表章六經以後，便定為一尊，成為中國的正統思想，以至於二千五百年後的今日。

 

我們在今日，依然承認孔子的偉大，同情於顏淵、子貢的贊嘆。

 

他的歷史地位，甚至有超出了顏淵、子貢的始料所及之處。

 

整個中國文化的精粹部分，已經由孔子擔任了承前啟後的任務。

 

孔子對過去言，是集大成；

 

對後世言，是百世師。

 

所謂集大成，是「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」

 

把傳統的種種道德觀念，如禮義、忠孝等，加以系統化，確定以「仁」為一切道德的總稱與極則；

 

所謂百世師，是把詩、書、禮、樂易、春秋等等經史典籍，加以整理詮訂，使得其中的「微言大義」，永為後世所體會效法。

 

孔子一生的言行，記錄於論語一書之中的最多，其上載有孔子自己的一句話：「興於詩，立於禮，成於樂。」

 

孔子關於禮的成就，見於禮記與儀禮二書。

 

孔子在歷史學上的成就，是書（尚書）與春秋。

 

「書」是若干篇的史料，由孔子一手選擇出來，傳給弟子。

 

其價值所在，一則保存了真史料，二則充分證明了孔子「無徵不信」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。

 

孔子在晚年最喜歡易（周易、易經），對門人講易也講得最多。

 

他把這部本來只是卜問休咎的「迷信書」，變成了囊括宇宙大道理的哲學傑作，這真是化腐朽為神奇。

 

於是易學便成了中國哲學的核心部分，影響到中國一般人對事對人與對自己的態度，陶鎔了中國的民族性。

 

（黎東方）

 

引用：http://ap6.pccu.edu.tw/Encyclopedia/data.asp?id=4382